四、《收租院》引起的震动和影响
1、《收租院》尚未完成，就得到了各级文化宣传部门的高度重视，当时的四川美院党委书记、四川省美协主席李少言得知后，立即前往。参观了已完成部分后，高度重视并充分肯定，同时向全国美协汇报。《收租院》作品于当年10月完成开展。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许多工人、农民、军人参观，人山人海，现场感动得哭起来的人不计其数，还有一些人哭得晕过去，立马抬出去。这在艺术史上几乎是没有见过的。同时当时的许多知名艺术家撰文，高度肯定《收租院》的艺术成就，肯定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肯定他的创造性。当时的以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而闻名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，对《收租院》赞不绝口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竹韶、傅天仇、程允贤、时宜、关竞、张德蒂等著名雕塑家都写文章肯定和赞扬《收租院》的成功。还有著名理论家王朝闻，美协副主席华君武等也都写文章介绍和宣传《收租院》，各种党刊、报纸、杂志、无数的文章介绍和宣传《收租院》，国外也有大量的报道。一时间《收租院》红遍全国，远播世界。也引起了国外一些艺术家和理论家的重视和长期的研究。
这里面有双重原因使得《收租院》一炮走红。首先是政治的需要。当时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尾期，毛泽东提出的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《收租院》反映了旧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矛盾，成为当时政治斗争最好的教材。因为各大报刊宣传、评价、引导，参观的人如海如潮。这里后来改为“阶级教育展览馆”，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治背景的变化。第二是《收租院》自身的艺术感染力极强。事实上，历史上的任何艺术作品都脱离不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。《收租院》产生于文革前夕。人们左的思想还未达到疯狂的地步。《收租院》的作者也还比较清醒。在抓住两个阶级对立矛盾这一事实的同时，还没有后来在文革中复制《收租院》时把《收租院》改得十分极左化那样的倾向。
当时文革开始后，要求修改原作，加强反抗和革命部分。《收租院》的原作者提出：保留原作，在另外一个院子塑造加强后的革命反抗部分，也就是《收租院》的下集。这个作法使得原作得以保存。后面部分所塑的闹革命，后来被关闭。
《收租院》在文革期间，有四次对《收租院》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复制。这些修改在异地进行，但总的指导思想都是加强反抗、革命、武装斗争等思潮的影响下做出来的。后来，随着人们思潮的变化，这些修改都逐渐被人淡忘。
最后一次修改是1974年至1977年。为了解决《收租院》异地和赴国外展出的问题，四川省政府拨款30万元（原作花了3千元，这是一个数字上的有意义的变化），成立了“四川省《收租院》复制创作办公室。由四川美院和省美协领导率领，调集原作者和川美雕塑系师生及一部分业余作者41人，根据原作的构图，塑造了100个人物。这一套作品在艺术上更加锤炼，形象塑造更为精致。从艺术塑造方面在原作的基础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。这套作品目前保存在四川美术学院内的重庆美术馆长期陈列展出。曾前往国外巡回展出。
大邑地主庄园在文革后被更名为“大邑刘氏庄园”。一度曾经非常冷落，参观的人数极少。人们已失去了兴趣，似乎收租院也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忘了。
1996年4月，《收租院》国际研讨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对《收租院》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，这次研讨会与会的专家一致高度肯定了《收租院》的艺术成就。这次会议宣读和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。《收租院》重新进入艺术界视野。
大邑《收租院》随着旅游的热潮又渐渐升温，参观的人数又一步步恢复。
近年来，艺术界有许多人在研究《收租院》，国外也有不少的学者以《收租院》为课题展开研究，撰写博士论文和书籍。国内艺术界也开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，汇编资料，写回忆录。《收租院》的研究态势正在一波一波地形成。
现在，人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《收租院》的艺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。由此可见，《收租院》之所以站住脚，经历四十多年的检验，其根本原因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。
1999年，旅美华人艺术家蔡国强，在48界威尼斯双年展复制《收租院》，并将这一行为定名为《威尼斯——《收租院》，因此而获该双年展国际奖。这一行为引起了轰动。并引发了四川美院启动与蔡国强的著作权官司。
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蔡国强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，复制《收租院》也不是蔡国强自己去做，而是另外一些人（其中也包括当年的作者龙绪理）。蔡国强只是提供经费，策划这一事件。他成了国际大奖的获奖人。应该说这是《收租院》原作的功劳。正因为《收租院》的巨大影响和成功才能导致蔡国强的复制策划的获奖。蔡国强强调他的重点创造是“让观众看雕塑家做雕塑”。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收租院作者的创造，当时的开门创作，无数的人观看创作《收租院》过程。
这个事件也说明了《收租院》在国际上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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